荀子的思想主张，荀子的思想和政治主张

1，荀子的思想和政治主张

旬子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是最好的治国理念.荀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特别着重的继承了孔子的“外王学”.他又从知识论的立场上批判的总结和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化性起伪”的道德观、“礼仪之治”的社会历史观,并在此基础上,对先秦哲学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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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的思想和政治主张

2，荀子的思想主张

荀子的思想偏向经验以及人事方面，是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本恶，须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提高。荀子的思想因其批判地总结和吸收了各家思想而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在人性论、天人论、社会道德观、政治观、教育观等各方面都在儒家学派中独树一帜、别具特色。一、荀子的“性恶论”是其最主要的思想主张之一。即礼义等善良的品性和德行是靠后天的人为的努力得来的,而不是天生就有的。这一思想主要反映在《荀子?性恶》篇中,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所说的“性”是指与生俱来、自然而成的“自然之性”或生理本能。“伪”不是“真伪”、“虚伪”的“伪”,而是“人为”之义。荀子一针见血地指出:饥欲饱、寒欲暖、耳好声、目好色等都是人生儿具有的天然之性,但是如果不对这种天然之性加以人为的节制和引导，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会发生争夺、暴乱和相互残害。所以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要想达到儒家追求的至善,就要人为地用礼义法度来制约人之恶性。二、荀子的天人论，是荀子思想中最具积极进步意义的思想之一主张“天行有常”、“人可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并没有迷信或畏惧于“天”,而是把“天”看作是一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独立运行的自然。荀子认为,人世间的吉凶祸福是由人自己的掌握和调控而产生的,而不是由“天”来左右和预兆的。正所谓“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天有天道,人有人道。人要做的就是要明天人之分,应天以治。三、荀子的社会道德观，隆礼重法、人而能群、分等级而治是荀子的又一重要思想主张。其中,“隆礼”最为突出。荀子是主张隆礼的,而且主张国家应分等级而治,尊君重法。荀子认为人之性恶需要用礼义法度来加以制约,这在《荀子》的《礼论》、《王制》、《强国》、《天论》、《非相》、《君道》等篇中皆有论述。如:《礼论》篇云:“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此外,荀子在政治上主张要使国家强盛,必须行“胜人之道”;在人生观上主张积极有为与正义原则;在修养观上主张修身为本,强调“学”,提倡“思”,重视“行”;在教育观上主张“以善先人者谓之教”、“尊师重教”、“君师合一”,也有十分进步的意义。

荀子的思想主张

3，荀子的主要思想有哪些

　　自然观关于天人关系问题，荀子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辩证观点。主张不以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职能，强调“天行有常”的规律性，反对背道而妄行的主观唯心论；另一方面，又强调“制天命而用之”的能动性，反对自然命定论。使自然无为与人道有为在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上得到统一。　　认识论荀子认为，“知有所合谓之智”，“能有所合谓之能”，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知识和能力只有在主观符合客观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认识过程中充分发挥“天官”（感觉器官）和“天君”（思维器官）的作用。这种认识上的辩证方法以感性认识为基础，但又克服了狭隘经验论的局限性，强调理性思维的能动作用。　　人性改造论通过对人性问题的探讨，荀子进一步指出，人的主观能动性还表现为“化性而起伪”，改造主观世界。他把人们基于生理机能而产生的对物质生活的欲求归之于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把为了调节这一欲求而必须具备的道德意识归之于后天人为的社会规范（伪）。荀子认为人的自然本性可以改造变化，道德规范是人为创造的结果。　　社会起源论在解释社会国家起源的问题上，荀子认为人们一方面在物质利益上产生利害冲突，另一方面由于职业分工又需要互通有无。这种依存关系，使人们处于“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的矛盾之中。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就要确定分工，建立等级制度，以保持社会的统一。这种以“分”求“一”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新兴封建势力要求以新的等级制度建立统一新政权的愿望。

荀子的主要思想有哪些

4，荀子的思想主张是什么

荀学的主要特色是兼综道家，调和儒法。其基本理论是“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调和礼、法的政治思想，重在“解蔽”的认识论，“化性起伪”的性恶论。荀子的自然观与儒家不同，主要是继承了“道法自然”的思想。他的《天论》是一篇杰出的黄老之学自然哲学著作。他把“天”完全解释成自然现象。他说：“列星随旋，日月递（同照），日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是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从这个自然之”“天”出发，他又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观点，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明确地把人与自然分开，同时又强调人能改变自然，作用自然的思想，荀子“明于天人之分”，把“天”看作是独立于人的自然界，这是继承老庄的思想。但是，他又强调“人”能积极改造“天”，这又吸取了儒家，法家思想，从而与早期道家有明显的区别。他提出：“大天而思之，孰物莆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这在黄老道家至先秦各家思想中，都是富有生气，充满活力，进取的人生观，其重要价值在于强调主体（人）对于客体（环境）的积极改造，强调人的创造性活动，为中国思想文化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荀子的政治思想是重视“礼”学的，这似乎是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传统。其实，荀子对孔子的“礼”学进行了历史的改造，他重新解释了“礼”的产生与社会功能。他提出：“礼起于何也”？日：“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变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分之欲，以养人之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论》）很明显，荀子把“礼”解释为调解财产关系，调解社会关系的伦理范畴和标准。这是一种新生活的思想，是在酝酿一种新兴制度的诞生。荀子的“礼”已经包含了“法”的思想，所以他的“法”实际上也就是在封建社会中起不成文“法”的作用，这就是有了调和礼法的倾向。他也曾明确说：“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者也。”（《劝学》）因此他提出的治国指导思想或治国的思想纲领便是：“隆礼重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君道》）又说：“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立重法爱民而霸。”（《大略》）孔子本来重视内者的修养，强调对事物的体悟，并没有提出系统的认识理论。荀子主要是继承了《管子》的《心术》（上大）、《内业》、《白心》等四篇黄老著作思想，而发挥成系统的认识理论，这至少是在先秦思想家中最出色的。他的认识主要反映在《劝学》、《解蔽》、《正名》、《天论》、《性恶》等篇论文中。荀子认识论的主要特点是区别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第一次明确了认识的对象是客体，是强调“缘天官”（根据感官接触外界事物），“惩知”（理性分析）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何谓天官？他说：“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天论》）人为什么会产生认识呢？荀子认为：人的认识开始于“缘天官”和“天官之意物”（《正名》）。所谓“意物”是指人的感觉器官接触外界事物后而对事物产生的意象。不同的天官接触不同的事物，形体、色理、川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川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正名》）“耳，鼻，目，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君道》）但是，他认为这样产生的认识并不一定准确，有时会受到各种“冥蔽”，因而必须做“解蔽”的工作，以照“实情”，而定是“理”。“解蔽”就要靠“征知”。何谓“征知”？荀子说：“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天官之当簿（同薄）其类，然后可也。”（《正名》）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征知，是指人运用思维（心）把天官接受来的各种意象进行归类分析，得出类似理性的认识，所以，“征知”的基础是“缘天官”然而又突破了“天宫之意物”的认识。在“征知”中最重要的是“心”主神明功能。“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天论》）“心者，形这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解蔽》）。古人无“思维”的概念，故以“心”为思维器官，“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解蔽》）所以荀子认为要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必须“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天论》），即正确发挥“感官”与“思维”的作用。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是以其“化性起伪”的性恶论为哲学基础的，而荀子的“天人相分”的自然观的思想模式运用在人性论问题上自然引导出“性伪之分“的命题。也认为人性恶是天然的，而后天的“善”则是人为教育的结果，这叫做“伪”。“虚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名》）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荀子通过批判孟子而阐出了自己的理论。他认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嫉）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耳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注乱生而礼仪文理亡焉。然则从（纵）人之性，顺人之性，必生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景。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社义之道（导），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些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性恶》）荀子的“性恶”论为其“隆礼重法”主张提供了哲学论证；但不论是“性善”论抑或“性恶”论，都旨在论证教育必要，为发展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由此可见，荀子的思想基本特征是综全百家，出入道法，这正和“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黄老之学相契合，具体地说：第一，《荀子·天论》系统地论述了“明于天之分”的自然天道观与气物论。这是发挥早期道家老子的思想而比老子更为积极，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这即是“黄老之学”的思想特点；第二，《荀子·大略》明确论述了“无为而治”的“君人南面之术”。主张：“主道之人，臣道和事。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家农精于田而不可以为田师，工贾亦然。”《荀子·天论》谓：“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此“官人”指天文历法，星相学者)守天而自为守道也”。《荀子·君子》云：“天子…足能行，待相者然后进；口能言，待官人然后行。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言而信，不虑而知，不动而动，告至备也。天子也者，势至重，形至佚，心至愈(愉)，志无所诎，形无所劳，尊无上矣!”第三，《荀子》中的《解蔽》，《天论》，《正名》，《劝学》等篇论述了“黄老之学”的“形名学”内容。荀子主张：“制名以指实”，“王者之制名，名定而辩，道行而志通。”(《正名》)这和《黄帝四经》中说的“道顺死生，物自为名，各刑(形)已定，物自为正。”“知虚实动静之所为，达于名实(相)应，尽知请(情)伪而不惑，然后帝王之道成”是完全一致的；第四，荀学的特色是调和儒法，隆礼重法。《荀子·强调》：“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君道》：“隆礼重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这和《黄帝四经》中说的“法度者，正之致也。……(省)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治之安。无父之行，不得子之用；无母之的德，不能尽民之力，父母行备，则天地之德也”是完全一致的。其次，荀子思想和孔孟儒家思想的重大区别那更是明显的。第一，在天人关系上，孔孟强调“天人合一”荀子主张“天人相分”；第二，在历史观上，孔孟主张“法先王”，荀子强调“法后王”；第三，在政治思想方面，孔孟主张“王道”，反对“霸道”，荀子提倡兼用王道霸道；第四，在人性论问题上，孔孟主张“人性善”，荀子主张“人性恶”，“其善者伪也”。根据以上的对比分析，历史上把荀子划为儒家学派，确属误解。按荀子活动的文化环境、师承授受、思想观念、学术趋向来看，如果说他是儒家，不如说他更像黄老道家，他更应当是稷下黄老之学的后期代表人物。总而言之，荀子对先秦的思想文化做了综合的批判与总结，对于形成中国文化的主体结构和格局，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做出了仅次于孔子的历史性贡献。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5，荀子的主张是什么

荀子主张法后王所谓的“法后王”，译成现代文就是“效法后来的王”，与之相对的提法是“法先王”，意思是效法古代的王。有必要补充介绍一下“先王”和“后王”的所指。先王，字面意思是先前的王，古代的王，（这里的古代，是比荀子更古的古代，并不是我们现在的古代。），实际上是指西周以前的贤明君主，主要是指天子；相对地，后王，就是指后来的王，近代的王，实际上是指东周以后历代的贤明君主，更多的是指各国通过变法取得成功的各诸侯国君。因此，“法先王”和“法后王”是两种相对立的主张。荀子主张“法后王”，在当时是很符合实际情况的主张，而且主张“法先王”的先王的事迹，由于年代久远，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的，而后王的事迹在近代，其事迹和成就都是比较客观的，因此具有比先王的事迹更大的参考价值。最重要的是，荀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战国后期，是新兴地主阶级全面取代旧奴隶贵族的时代，荀子所法的“后王”，都是那些取得成功的新兴地主的代表人物，由此可见荀子的政治立场，在当时是进步的。而荀子的“法后王”的主张，其实是为地主阶级全面取代奴隶贵族制造理论依据。礼，古代的提法里的“礼”与现代的“礼”的意思和内容是很不相同的，在古文里讨论政治的文章中“礼”更多的是指“制度”的意思。有必要指出的是，“礼”所指的制度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制度也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古代的“礼”主要是指尊卑等级的划分，以及各等级的义务和权利的，主要是建立在伦理和道德的基础之上的；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制度，是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下，公民的义务和权利构成，国家事务的运作机制，以及国家权力机关的产生等等一系列内容，是建立在宪法和一系列专门法律的基础上的。法，指律法。之所以用“律法”的提法，而不用“法律”的提法，主要是为了区别古代的法和现代法的不同之处。古代“法”，比我们今天所提的“法律”的概念和内容上要狭窄得多，古代的法，仅仅是规定了各种罪行以及相应的刑罚，充其量也就相当于我们现代的刑法；而我们今天所提的法律，是一个更加宽广的概念，内容上也要丰富得多。术，指手段，权术。这是一种运用机谋算计，暗地里使用的手段。权力斗争和收买人心的行动中，使用的手段都可称为“术”。所以，“术”是一种在“礼”和“法”这些明的游戏规则之外的一种暗的游戏规则。不仅在古代，现代的政治中，也常可以感受到“术”的存在，并且现代的“术”和古代的“术”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利用的条件不同罢了。“术”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用马克思的观点，“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来理解是非常合适不过的了。因为矛盾不可调和，那么制度，法律这些明的工具也就有其局限性，必须借助一些暗的东西来补充，那就是“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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