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东莞后，张氏雄厚的家财和可园优雅的环境，更为二居的艺术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日翻阅杨宝霖先生编著的《东莞可园张氏诗文集》，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天外飞仙式的联想，”（朱万章）应该居廉的商业运作思维并不是回番禺后才产生的，而是与他在东莞期间的生活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文武商：可园的三副历史面孔道光三十年（1850年）五月，从广西平乱前线“赋闲家居”的张敬修（1823－1864，字德甫）开始在莞城博厦买邻筑园，以供家人“游宴之娱”。当时他大概想不到，这占地仅三亩三的私家园林会成为岭南建筑史上的一道亮色；他更不会想到，与居巢（1811－1865，字梅生，号梅巢）、居廉（1828－1904，字士刚，号古泉）兄弟在可园长达十多年的流连花月、赋诗作画，成就了岭南文化史上的一段传奇，并直接孕育了影响广东画坛一百多年的岭南画派，
对可园来说，张敬修与居氏兄弟所赋予的意义是不同的。如果说这座园子只是张敬修暂时躲避不如意现实的“世外桃源”，对二居而言则是不折不扣的“艺术乐土”（黄泽森），而在我看来，即便是二居，他们所赋予可园的意义也不可一概而论。近日翻阅杨宝霖先生编著的《东莞可园张氏诗文集》，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天外飞仙式的联想：他们三个人实际上以各自的品性、修养和功业，以文、武、商为核心元素，分别呈现了可园的三副历史面孔，浓缩成岭南文化的一个三维缩影，
（清末广东四大名园之一：东莞可园）第一副面孔：以张敬修为代表的“武”面孔。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二十三岁的张敬修“以在籍（东莞）修炮台功，官于广西”，后因勇武善战，大胜太平军谢开八部、“助曾国藩筹办水师”等，累官至广西按察使、江西按察使（兼署江西布政使），他在咸丰三年（1853）二月的一篇砚铭中自记道：“贼匪谢开八陷迁江，予简锐围剿，五昼夜克之，生擒首逆，散其胁从，计竣事，才旬日耳。
”自得之意，溢于言表，尽管他的侄子张嘉谟（1830－1887，字鼎铭，号梅耶）评价他“再仕再已，坎止流行，纯任自然，无所濡滞”，但实际上张敬修热心功名的思想底色，“并没有因为暂时的归隐田园种花学画赋诗而改变。”（黄泽森）他在骨子里还是一个渴望建功立业、光耀门庭的武将军，这一点既可从他三起三落的人生轨迹得到印证，也可从居巢题赠给他的诗作中看出一点眉目：“行疏苞乃墒，耕深气乃达。
罢官种花好，知究区田法，”（《茉莉田》）“岁岁南枝怅北风，得归坚拟卧茅龙。何须幻想身千亿？百树寒香一放翁，”（《题张廉访画梅》）第二副面孔：以居巢为代表的“文”面孔。居巢是一位典型的文人，不但精书画，而且通诗词，在当时的岭南（包括广西、广东）文人圈中有诗词画“三绝”之称，作为可园“文”元素的体现者，居巢最突出的还不是在诗词画的成就上，而是在他所彰显出来的文人气质和名士风范上。
譬如他自始至终沉潜于艺术，对政治素来冷漠，其诗画也极少表现政治内容，据统计，在其留存至今的169件画作中，花鸟草虫画就占了154件。虽经张敬修举荐担任过广西比知县略高的同知一职——甚至还有文献记载：居巢曾赴云南补用巡政厅，官至五品（朱万章），但总体来说，他对官场和出仕是比较隔膜和疏远的，目前也没有任何记载表明他在官位上有何作为，或可推断其对出仕为官颇有点“心不在焉”，
作为画家，居巢落笔也极为谨慎，“虽一小帧，亦数日始成，盖渲粉染色，不妄点一笔。”故其画作传世者亦不多见，在他的山水画卷《春江上水船图》正本（另有一稿本）中，张敬修题跋云：“舟中人被名利牵，岸上人牵名利船。江水悠悠浑不断，问君辛苦到何年？”正是对居巢艺术心性和人生态度的真实写照，第三副面孔：以居廉为代表的“商”面孔。
居廉是居巢的堂弟，小居巢十七岁，画艺也师其堂兄，虽然居廉在莞期间主要生活在张敬修之侄张嘉谟所修筑的道生园（距可园仅数百米，遗址尚存）中，且画作不多（包括客居桂林期间所作的共约五十幅，占其画作总数的百分之五左右），但他却显然比堂兄更喜欢结交当时的书画名家，而且颇不乏经济头脑。尽管没有直接的文史资料证明居廉在莞期间如何积蓄资财，但从兄弟俩因张敬修病故而返回番禺隔山乡（今属广州海珠区）后的生活大致可以看出：居廉在莞期间积蓄的资财远远多于居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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