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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被鱼刺卡了几天有必要做喉镜吗

亲身经历答复：必须做。我被鲫鱼小刺卡了4天，因为被卡之前，天热上火本来喉咙有点疼，所以也以为只是发炎加鱼刺划伤的伤口疼，抱着侥幸心理，含了3粒维生素C,无效（谢绝喝醋，因为醋会灼伤胃黏膜，且流动时间太短根本起不到效果）；又按摩脚背上冲穴，无效；喉咙那种时而隐痛、时而尖锐的痛苦折磨的人无心任何事，最后下定决心去了医院挂『耳鼻喉科』。医生探测未见异物，一问疼痛位置，得知已经到了扁桃体深处，立刻要求喉镜。忐忑中去麻醉室，被四根喷了麻醉药的长棉签分别插入两个鼻孔，口中喷麻药吞下去。15分钟后进入电子喉镜室，拔掉棉签，软管插入鼻腔，5秒后，医生告知：发现鱼刺，放松身体，准备取出。1分钟，鱼刺取出，医生提醒喉咙被划伤发炎了，如不备孕，开消炎药，备孕则不开，自己注意清淡饮食。整个过程不算很难受，按医生原话：一般人都能承受，除非你特别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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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温州日报何时创建

应该是1984年7.1 因为它以前不叫<温州日报> 1984.7.1才改过来的 1947年 5月1日《温州日报》前身《浙南周报》遵照中共浙南特委之决定，在浙南游击根据地今瑞安市桂峰乡坳后村小方山创刊，报名暂为《时事周报》。周报由特委宣传部正、副部长胡景、郑伯永负责。《时事周报》为四开四版油印报，印数600份，内容主要为由特委电台提供的新华社电讯。首任编辑安邦；刻写、油印分别由洪水平、谢功富负责。创刊号刊有特委书记龙跃撰写的《发刊词》，申明办报宗旨，“使之成为人民的喉舌，使之更有力的与反动派作斗争。”报名由洪水平书写。 1949年 5月7日温州解放。发《浙南周报号外》，标题为《浙南人民解放军解放温州》。浙南地委决定将《浙南周报》改为《浙南日报》，并由军管会接收旧《浙瓯日报》等的设备器材交《浙南日报》使用。 5月12日《浙南日报》正式出版。第一张对开四版铅印大报，按《浙南周报》的编号顺序，第一期为94号。报名四字为夏子颐所书，刊头下标明：“发行与编辑者：浙南日报社、军事管制委员会”。浙南地委宣传部长、浙南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胡景兼任报社社长、总编辑。报社社址花柳塘，编辑部临时地址府城隍。每期发行约2000份。 1950年 10月高光等8位同志调到《浙南日报》工作，高光任副社长、总编辑，同时从各县报道组抽调力量充实编辑部，采编人员增至20余名。 1951年 6月17日一版头条刊发中共温州地委、温州区专员公署发出的《全体党员、干部学习和运用浙南日报的通知》 8月1日《浙南日报》改为《浙南大众》，由日刊改三日刊，仍为直排四开四版。报名四字为舒同题写。 1952年 1月10日三版开辟“李四喜思想”讨论专栏。“李四喜”是虚拟的人名是一部分政治觉悟不高，土改后满足现状，不愿继续前进的农民的典型。这次讨论历时3个月，收到来稿来信307篇。 1954年 9月5日报社内部刊物《改进工作》创刊。 1955年 1月1日《浙南大众》报由三日刊改出隔日刊。 1月31日地委组织部批文由张雪梅、林白、吴崇澜、苏虹、殷惠中等5位同志组成编辑委员会，这是本报创办以来开始有编委会。 3月19日本报发行达18050份，这是创刊以来最高发行量。 1956年 1月1日本报各版由直排改为横排，刊头《浙南大众》四字改为《浙南大众报》五字，系集毛泽东手迹。 11月7日首次发表本报摄影报道。 1957年 1月建立制版车间，标志着本报能制作新闻照片，结束了多年来只能用插图、木刻等美工作品的历史。 3月1日《浙南大众报》由隔日刊改出周六刊，报名《浙南大众报》五字改集鲁迅字体。同日，编辑部从县前头迁至公园路。 1962年 3月29日一版在“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的通栏栏题下，发表“本报编辑部”文章：《满怀激情颂先进》并开辟《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专栏，至12月11日结束，共发50期。 1963年上半年本报开始在各县配备驻县记者。 1964年 7月1日《浙南大众》报名四字，改由郭沫若题写。 8月报社印刷厂更换平板印刷机为轮转印刷机。 1965年 10月31日今日开始至次年3月15日：“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为实现四十条而奋斗”在套红通栏栏题下，一版连续发表了《台下大队综合治理山水田，低产变高产》等九个典型，并均配发社论。 1966年 1月20日开始在报眼位置每日刊登《毛主席语录》。 1967年 1月3日《浙南大众》报第3971期，报头四字改为楷体字。 1月4日因帮派组织“夺权”之故，《浙南大众》被迫停刊，改出《新华电讯》，刊头下署“温州革命造反临时联合总部”。此后，一批领导干部，知识分子惨遭批斗迫害。 3月4日《新华电讯》共出10期，改出《新华社消息》，下署“浙南大众报社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大队主办”，共出22期。 3月21日改出《浙南大众》新一号，刊头为黑体字。至6月1日共出65期后，改出《新华电讯》。 8月1日续出《浙南大众》报新66号。 8月29日改出《新华电讯》，无编号。 1968年 4月5日温州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军管小组到报社实行军事管制。 5月1日红一号《浙南大众》报出刊。 6月22日浙南大众报社革委会成立，军代表纪友明任主任。 1970年 1月18日《浙南大众》报由周六刊改为日刊，逢星期日出二版。 1972年 10月14日《浙南大众》报第5558号刊登《停刊启事》：“本报遵照上级指示，从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五日起停刊”。 1979年 12月4日温州地委决定由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军负责筹备《浙南大众》报复刊工作。 1980年 3月15日地委发出《关于浙南日报复刊的通知》。 3月本报招考复刊来第一批采编人员，以后又陆续招考多次，共录用68位同志。 4月12日温州地委任命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军兼本报总编辑、党委书记，丁春霖为本报副总编、党委副书记，周益林、林白为副总编辑、党委委员。 5月1日《浙南日报》试刊出版，四开四版，报名四字为舒同题写。试刊二个月，共出18期。 6月本报《内部参考》创办，不定期出刊。 7月1日《浙南日报》正式复刊，当日报纸发行16517份。 1981年 2月一版发表本报编辑部文章：《统一思想认识，振奋革命精神》，对“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苦恼引起的讨论”作小结。这个讨论自1980年9月27日开始到1981年1月底止，选登了100多篇文章，共34期，对帮助农村基层干部更好地理解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收效甚好。 3月20日本报《编通往来》第一期出刊。 1983年 2月17日本报新闻标题《鱼都“游”到哪里去了？》和连续报道《郑祥育退房记》被评为全国好新闻。这是本报作品首次获得全国性奖励。 5月1日浙南日报编辑部与市农委联办《浙南日报农村科技版》试刊，两个月后正式出版，每周一期，发行50000份，1984年底停刊。 1984年 3月本报购置二台书报胶印轮转机，改凸版印刷为平版胶印，在全省地市报中首家采用此先进设备。 4月9日温州市委任命丁春霖为本报总编辑兼党委书记，戴知谦为党委副书记，朱嘉富为副总编辑，周益林、林白为调研员。 7月1日《浙南日报》改名《温州日报》，报名由舒同题写。

13，温州晚报电子版哪儿有

在新城物华天宝的旁边，你可以坐55.26.3.6.301.25.36.201等公交在新城站下车，斜对面就是温州晚报

14，公司破产对个人家庭不会出现负面影响的经营架构

文丨楼婍沁编辑丨许悦、崔宇1. “江南皮革厂”倒闭了8月的微博有一则热搜与明星八卦无关，却也带着点娱乐色彩：神曲里的江南皮革厂真的倒闭了。8月8日《温州晚报》12版刊登的一则公告显示，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管理人正面向该公司债权人，对其破产财产实施二次也是最后的分配。很多人这才知道那个因为老板带着小姨子欠债跑路而倒闭的温州工厂原来真的存在，只是故事远不如歌里那么狗血。老板黄鹤倒是确有其人，不过没有小姨子，和他一起跑路的其实是他老婆；工厂倒闭后也没有所谓的欠薪问题，所以也就不存在要贱卖工厂的皮鞋皮包来填补亏空的状况，公司最后是靠变卖资产来偿还所欠债务；而债务实际总额约为2.3亿，和歌里唱的3.5亿出入也不小。“这就是最普通的一种温州企业的倒闭状况，”在温州一家商业银行做客户经理的安可说。他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却对名动全国的江南皮革厂没什么印象，“江南皮革厂在温州本地应该也没太多人知道，你说神曲我才有点印象，哪个温州人身边没有几个跑路的亲戚、朋友？尤其是那两年，看得实在太多了，大家都习惯了。”那两年指的是2008年前后。从那时起，温州民营企业传出的倒闭消息渐渐变多。“杭州网”2009年发布的一篇报道中提及，时任温州市长赵一德在“表彰2008温州市百强企业”大会上透露，金融危机以来温州“已有8.5%的中小企业倒闭或转产”。制鞋业对于温州经济而言举足轻重。根据温州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2008年到2017年，每一年间，温州鞋革行业总产值均可占据温州市工业生产总值的20%以上。由于企业基数大，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多，巨头暴雷的概率自然更高。霸力集团是被提到最多的例子。它曾是经浙江省工商局和温州市人民政府批准组建的浙江省皮鞋行业首家企业集团。但2011年，随着老板负债失联，工厂突然停产解散。2013年，曾有“中国真皮鞋王”称号的吉尔达也宣布自己已身陷经营困境多年，资金链状况堪忧，需要寻求政府出面重组公司。在这一系列的消息冲击后，温州企业整体的信誉跌到了谷底。以鞋企而言，没人再会记得“鞋王”这样的称谓，“江南皮革厂”才是温州鞋企的新代名词。这也是为什么2013年会有数百名四川温商展开集体维权。他们收集了证据，向当地工商、城管、公安等部门举报，要求打击“江南皮革厂神曲录音”等诋毁温商的方式和行为。“很讽刺的是，温州人其实最爱惜信誉，以讲信誉为傲，但是这些年过去，到现在你说我是温州老板、温州公司，已经变成最没信誉的人和企业，谈合作还没说正事就没戏了。”“鞋二代”夏里说。很多温州商人不约而同地将创业“拐点”定在了2008年。那曾是他们以为最好的年份，却没成想成了坏事接踵而来的开始。图片来源：视觉中国2. “担保链”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外贸出口行业受到不小负面影响。以温州鞋业为例，据温州海关统计，2008年温州市累计出口鞋5.28亿双，比上年下降1.4%。2009年前两个月另一组数据依然不乐观，温州市鞋类出口总值为4亿美元，同比下降9.19%。不少温州外向型鞋企借此转向内销业务。但从温州市国税局发布的当地鞋企2009年上半年销量数据看，内需增长的规模尚不能完全抵消外需下降带来的收入损失，温州鞋企销售收入同比下降3.8%。这样的局面下，2008年11月，国务院公布一系列总规模约为4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刺激计划，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四万亿救市计划”。此外，为了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被取消。安可因为2012年大学毕业后才进入银行工作，只从前辈的口中听过那时客户经理们的烦恼。和他现在审核客户贷款资质需要十分严谨小心，生怕有了坏账影响绩效不同，2008年的客户经理们只希望尽可能简化贷款申请的流程，因为手里的贷款多得放不完才是绩效考核的障碍。“那时候温州的老板们都给弄得膨胀了，每天银行的人都求着要把钱送给我们，”夏里那时念大二，正开始帮助打理家里的生意，“如果你有不动产，那么在银行就是很优质的客户，贷款很容易，而即使拿不到贷款也没关系，找个担保就行。”夏里的父亲索性借着这样的机会开了个担保公司，为找不到担保又需要贷款的公司提供担保业务，根据贷款金额按比例抽取佣金赚钱。这是不少温州老板在当时为自己找的副业。另一种常见的情况是，朋友和朋友间的企业互相做起了担保。而即使私人关系中找不到担保人或担保企业，有一些客户经理也会在私下极力帮助贷款人完成配对。客户经理们在完成业绩的同时，不少企业的现金流水平达到高峰，表面上皆大欢喜。但很多企业都忘记了自己获得的贷款，加上因担保背负的潜在债务，已远超自己的资产总额。更何况企业们拿着这些贷款通常只会把一部分投入主营业务，大多数都会拿去做些“来钱快”的投资。股票、房地产、矿业都是温州老板们早就盯上的肥肉。用实业赚来的钱做投资在温州是有传统的。在北上广，甚至是迪拜都留下足迹的温州太太炒房团就是个例子。而霸力集团在倒闭前也高调地进军了矿产行业，以企业大部分的流动资金买下了广西贺州的一处矿产。“做过这一行的都知道没那么好做，而且是越来越难做，所以谁都想找个来钱快的行当。”许乾说。和夏里一样，许乾也是个“鞋二代”。他的父母在1996年开始卖鞋创业，后来靠着代理商，渐渐把生意做到了全国二十多个省，开了3000多家品牌门店，期间还自己建了工厂。在他的印象里，一直到2000年左右，家里的生意都真的好到不行，代理商们都需要靠抢才能拿货，有时候遇到降价处理库存，甚至“两只大小不一样的鞋凑一双都有人要拿货”。温州制鞋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低技术门槛、低附加值，靠低廉的人工成本，以及高产量形成规模效应，找寻利润空间。在改革开放最初十几年，这一度也是个毛利率不错的行业。但进入2000年后，市场内不断涌入新的竞争对手，多数企业只好依靠打价格战求生，毛利率明显下降。用夏里的话说，“谁都可以做这个生意的时候，麻袋装钱的时代就过去了”。早年杭州街头甩卖的温州皮鞋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所以，在赚了一些钱后，许乾的父母也做了一些投资。不过因为性格保守，他们只投了一些地产项目。对于对资金实力要求更高的矿产，或是收益风险更高的股票、期货，他们都选择不去碰。“现在想想我爸妈这点还是做得很对的，谨慎总没有错，就像他们也从来不给别人做担保。”许乾说。可大多数温州人在那个时候是非常乐观的，尤其是他们还没花什么力气，就拿到了大笔贷款。夏里举了几个例子来描述当时的气氛，比如他认识的不少叔伯长辈会花几万块钱去买带有“888”的车牌、手机号；又比如他经常跟着父亲去参加一些动不动就花掉几万块的饭局；而在那些饭局上，大家嘴里谈的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的生意，有时候碰个杯、聊两句，就能说定一个每人投几十万的集资项目。但渐渐地，饭局还是那些饭局，投资机会也依旧还是饭桌上的热聊话题，只是有些老面孔不再出现了，和他们一起消失的还有投出去的钱。“后来你才知道人家是要跑路了，来问你要钱，我爸说他有时候有感觉，但怎么说呢？好像是有种江湖气，就是他知道这个钱给了就没了，但人家来找还是会给。”夏里的舅舅也是个逃跑老板，临走之前，还以合投项目之名，向他爸爸要走了几十万元。不管是矿业，还是房地产，抑或是股市、农产品期货，这些行业来钱快，风险也高，包括政策调控等在内的不确定因素多。许多企业甜头还没尝到就吃了大亏。一旦投资的项目无法如预期拿到收益和本金，他们就无法偿还银行、机构的贷款，或是来自民间资本的借款。这使得他们只能变卖资产，否则就得把当时为其担保的企业一起拉入泥潭。夏里家的担保公司在这一波浪里就亏了不少钱，最后落得关门收场。只是还算幸运，他家还有新疆边贸出口鞋子的生意提供着稳定的现金流，留下了一条生机。许乾家投资房地产还算稳当。但原本与他家一起集资投钱的伙伴却受2011年前后限制贷款炒房政策的影响，遇上了被断贷造成的资金链困难，最后只好找民间高利贷过渡，背上了一身债。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即使是亲友之间借钱，年利率也在12%到36%之间。实力强如霸力集团这样的企业，同样遇到麻烦。因为缺少管理和运营经验，矿场业务停摆，霸力出现资金链困难，为倒闭埋下伏笔。而曾经借了霸力钱，又或是为他作担保的机构、企业、个人，以及与霸力鞋业有业务往来的上下游企业，还有公司的员工，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个不由自主地“倒下”。根据浙江财经大学叶谦撰写的论文《企业贷款互保、担保链风险及其治理政策——基于温州的研究》中引用的数据，温州有近80%的企业涉及担保互保，其中有60%的企业为另外3家企业提供担保；有30%的企业为另外5家企业担保；还有部分企业的担保企业数量超过10家。温州一下子成了全国金融风险最高的地区之一。受到关联影响，部分杭州、上海等地的企业也被爆出现陷入担保链困局。为指导解决危机，2011年下半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率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财政部长谢旭、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等亲赴温州。这之后，温州市政府组织联络组进驻25家市级银行机构，要求银行不抽资、不压贷，以防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不过，温州市银监分局的一项统计显示，2014年初，温州全市仍有重大风险担保圈33个，涉及信贷金额618亿元人民币。半年后，这两个数据仅分别下降到了28个和507亿元。实际上，时至今日，担保链问题仍在影响着温州企业。2013年11月，吉尔达就因金融危机和担保链影响，业绩持续低迷，被温州市政府列入重点帮扶解困企业名单。2017年2月，因吉尔达仍无法摆脱困境，温州市政府决定对吉尔达鞋业创新启动预重整。同年5月，温州中级人民法院对吉尔达鞋业进行诉前登记。目前，吉尔达重整计划方获中院批准。这是温州市政府对于解决担保链后续问题的一次尝试。在这之前，温州市政府还牵头成立温州信用保证基金运营中心，并设立包括小微企业信用担保基金在内的多个基金，使得小企业不用抵押，不找担保，也能从银行贷款。“现在贷款肯定是比那几年要容易多了，不过，我们对于资金用途的审核也变得更严了，这是现在最重要的审核项目。”安可说。图片来源: 温州日报3. 转型的烦恼中国皮革协会副理事长、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执行会长谢榕芳用“严寒”来形容2008年之后，尤其是在2013年之前的行业局面。因为除了深陷担保链的企业挨个暴雷，安分守己的鞋企日子也不好过。而且这和2000年开始，本土企业竞争加剧造成的局面还不一样。至少那时候属于本土品牌的市场蛋糕仍在迅速变大。根据中国皮革协会发布的《全国皮革行业2012年经济运行情况及2013年展望》，中国皮革行业在2012年增速下降，下行压力加大，皮革行业产值、利润、出口增速分别回落11、19和17个百分点。而2011年时，三者的增速均超过20%。许乾记得大约是从2012年起，家里公司从代理商处拿货款的速度明显放慢。过去因为要快速扩张市场，许乾的父母同意代理商采用赊账的方式拿货。在大环境景气的时候，这种模式的问题不容易突显。但当销售速度放缓，有些时候还赶上代理商拿钱去做了别的投资，拿不出钱付货款，那应收账款就成了账面上无意义的数字。“看着挺多，都收不回来。”这逼得许乾父母不得不转变运营模式。之前，许乾家充当着连接工厂和代理商的中间人。转型后，许乾父母变为一个品牌管理者，只掌握品牌的资源，让工厂和代理商直接对接，借此将收款的压力转移给工厂。许乾觉得这是一个顺应时代的改变。最早他的父母能做成中间人主要是因为早年信息不够流通，而他们手中恰好有供货和渠道两头的资源。但现在时代已大不同。这番调整使得许乾家的公司需要建立新的绝对优势。用许乾的话说，他们要提供一种服务，使得自己公司即使不做中间人，也让两头离不开。为此，他们开始为工厂提供代理商推荐服务，并给予货款回款的担保。而针对代理商，他们免费建立供货核销仓储系统，在加强品牌总部控制力的同时，为后续提供销售数据分析咨询服务提供基础。真正落实这些服务的过程比预想得久。工厂担心自己的现金流压力，因此迟迟不愿配合。更大的阻力来自代理商。他们的担心是自己的财务状况会被监管，也觉得这完全是个费时费力费钱的花架子。快三年后，直到许乾大学毕业，决定回家接班时，这番转型才算初步有了成果。许乾是家中独子。作为一个温州“企二代”，接班是没有二话的出路。而父母为了他的接班操了不少心。前面的转型就是为了给他减轻之后的工作压力。与此同时，他家工厂的规模也在被刻意缩小。目前，许乾家的公司只保留了一个客源稳定的专业防护鞋工厂。“我爸妈怕我以后会太累，管生产真的太累了，而且现在的工人不好找也不好管。”许乾说。和中国沿海其它城市一样，温州能从改革开放后创造诸多经济奇迹主要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优势。但随着第一代工人渐渐老去，劳动力的生力军转为了对生活品质和薪资标准都有更高追求的80后、90后，甚至00后。新一代工人普遍讲求个性，因而很难服从管理。他们权利意识也强，所以不愿意加班，即使加班也敢于向老板提出支付3倍加班工资的要求。“现在接很多订单都没钱赚，但还是要接，就是为了养着工人。”夏里说。夏里家的生意在经历了担保公司的破产后，萎缩了不少。生产线从原来的六七条缩减到了现在的“偶尔一条，偶尔两条”。现在接的主要都是龙头鞋企的外发加工单，或者针对非洲市场的外贸订单。由于多与批发客户打交道，而不掌握真正的销售终端渠道，他的公司能获取的利润有限。最主要的利润空间需要通过控制普通工人的工资成本来获得。他说，技术工人的工资是相对稳定的，一直都要八九千元，甚至一万多元。而普通工人的工资最早只要一两千，现在两三千元都算给少了。这直接压低了每双鞋的利润，现在一般情况下，一双鞋只能赚3元。要是遇到议价权大的客户，压价压得狠的时候，一双鞋的利润可能只剩1元钱。更让他头疼的是，现在的工人们普遍不会在一份不怎么体面和有趣的工作上“浪费”太长时间。他提供的职位或许只是工人们进城的跳板，又或是两份工作中的过渡。这对于对熟练技术工人有需求的制鞋工厂是一个更糟的消息。因为从长远来看，工厂发展的前景更渺茫了。一定程度上，法规政策的不断完善也在给习惯了早年野蛮生长模式的温州鞋企们制造一系列新挑战。一面是，劳动保障制度渐渐健全。企业主早年靠着少缴纳养老保险等获取的利润空间消失殆尽。一同而来的还有环保政策的不断升级。先有2015年正式施行的新《环境保护法》打基础，再有2018年开始征收的环保税加压。温州鞋企被倒逼着从原料端、生产环节、厂房建设等方面做出升级改变。而这些改变都需要靠投入资金加以实现。“每次我刚刚觉得自己的工厂要赚钱了，都会有新的政策规定来推进，我们想要遵守就意味着又要花一大笔钱。”夏里说。因为主打低端市场，夏里家的鞋主要以革类鞋为主。国家出台的环保政策对于革类材料生产商有着巨大的冲击。革类材料价格有所上涨。所以，现在，夏里在进材料上也要多做开销。这意味着除了要让自己的工厂环保达标，他还需要间接分摊上游供应商增加的环保成本。但夏里还觉得自己很幸运，至少他家签了十年租期的厂房还能勉强达标。而再小些的工厂——家庭作坊式的工厂，就要为找厂房烦恼了。原来小型工厂可能只需要一间出租屋就能开展生产。但现在，他们需要租一个正规厂房。温州各区的厂房，尤其是小面积厂房，受此影响需求激增，供不应求，房租出现上涨。“如果按照现在的实际情况，要求企业严格执行市环保局、区环保局给到的政策，那么温州4921家制鞋业，不加上产业链上的，几乎有三分之二要关门。”谢榕芳直言，“作为协会，我们一方面在向政府提建议，二是尽量让企业先不管利润，把环保做好。这番整顿之后，如果还有一半的企业活下来，而行业产值仍能和过去一样超过千亿，那整个行业才算真的开始健康发展了。”图片来源：视觉中国4. 洗牌时刻中国(温州)国际皮革、鞋材、鞋机展览会是对温州鞋革企业而言每年最重要的一场展会。企业们通常会通过展会了解行业最新趋势、技术发展动态、政策导向等信息。2018年是展会的第23个年头。据策展方德纳展览介绍，比起以往几届，这一届参展的企业中鞋机、缝制机械类智能化展商显著增多，其中鞋机企业占比达到56%。陈仁裕是鞋机品牌德士马亚洲区分公司的总经理。他已连续九年来温州参加这个展会。他觉得温州鞋企这些年有了不小的变化。他最初如果想要向温州老板介绍德士马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售价的鞋机，只有奥康、红蜻蜓这样的超大型企业才能是他的目标，因为其他小型的企业都没有兴趣。而现在，他每天都会接待很多规模小一些的企业，甚至是一些还没有资金实力购买他们产品的企业。“你能感觉得到，他们想来了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想知道未来的趋势。”陈仁裕说。上海联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市场经理陈飞鹰也有类似的观察。联泰科技主做3D打印机器，对于鞋企而言，他们可以提供3D打印鞋底等解决方案。展会3天的时间，她一直忙着为温州的企业介绍3D打印可以在制鞋领域有怎样的作为。不过，她也坦言现场几乎不会有直接下订单的企业，她主要还是通过展会建立联系，做好市场普及教育工作。“他们现在都知道要找新科技，知道这些科技能在效率、质量、成本方面带来好处，”陈飞鹰说，“但一个工厂要更换设备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大多数公司都会一点点换，一个个环节换，需要一个过程。”夏里同意陈飞鹰的说法。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并增加质量的稳定性，也一定程度上控制人工成本，他的工厂在不久前就升级了设备。不过，他只更换了其中一个环节的机器。对于资金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买机器自然更容易。以代工为主业务的巨一集团就在企业内部开展了“机器换人”计划。仅排版切割环节，巨一就投入600万元人民币从意大利进口了6台全自动切割机。根据巨一集团公布的数据，这台机器可以省去原来开发制作刀模的工序，因而省下一个环节的时间及近500平米的工厂空间；同时，机器由于是电脑自动排版，因此可将材料利用率提高5%-10%；还可以为工厂减少9名人工，一年省下的劳动力成本达到55万。夏里这样的小老板要担心得更多。资金链的稳定是最重要的。所以即使是购置一台十几万元，甚至是几万元的机器，对于他家工厂现在的规模而言，也是需要谨慎再谨慎的决定。他和父亲定下将“两年半回本”作为一个准绳式的标准。而这里的成本不光包含机器的采购价，也有为了适应新机器和新技术需要花费的招人和培训成本。一套新的设备往往需要一套新的工人班子，甚至是一套新管理班子来配合。相较而言，工人班子还好组建，管理班子要想组建并不容易。温州企业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一直采用家族化经营的模式。就像许乾家，父亲是董事长，母亲掌握着公司的财政大权，事无巨细地监管着每一个环节，报销一个办公文具都要她亲自盖章，而七大姑八大姨也都在企业的各个环节担着重任。这样的模式在早些年发挥了很多积极作用，包括节省成本，便于团结，还让人“放心”。但到了企业要转型升级的时候，亲缘关系成了企业变革的大阻碍。原本二代接班应该会是企业升级的一个天然的好机会。再加上温州的“二代”们大多数都已在商学院苦学多年管理知识，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要用现代化管理知识改造企业。但实际上，当学院派做法碰上叔伯长辈、兄弟姐妹，收效总是不能尽如人意。许乾直言自己接了个烂摊子。他发现虽然自家企业已有一定规模，但公司没有清晰的组织架构，往往一个人都是身兼数职，而且职位随机，权责不明确，所有的事情还是要董事长一件件吩咐、一件件监督。“我后来招来的一些高管刚进公司的时候都惊呆了，他们没办法相信我们这样一家企业一年还能卖出去这么多鞋。”他进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了一个有专业管理知识和经验的新团队。他还说服父亲在公司成立了一个新的主管零售的部门。他希望通过这个部门加强整个公司以及下属代理商们的品牌意识。他觉得奥康在品牌管理方面就做得很好。他期待自己家的品牌也能做到品牌名字就能为产品增加附加值的那一天。但要做到这一点光有个做市场营销和品牌推广的部门可不够。他为此还想改革代理商的考核方式。原先许乾的父亲只以进货量一项来考核代理商。许乾想的是该以销售量取代进货量作为考核指标，或者至少也应该是在进货量外，再加一个销售量的目标。但直到现在，他的想法也没被父亲同意。这是触及公司最核心利益的经营模式问题，父亲仍不愿意放手。他知道或许要等到他真的独立担起公司，这个问题才能有改变了。“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大一些的企业要想的是如何更上一层楼。”谢榕芳说。温州鞋革行业协会在这两年特别开设了职业经理人分会，也为企业接班人们成立了“新生代企业家”分会，都是为了协助有需要的鞋企实现更上一层楼的目标。“小企业则不应该再盯着眼前的利益了，而是要在质量、环保、特色方面下功夫。这样哪怕是为大工厂做代工也能活得很好。”谢榕芳说。谢榕芳承认，现在要再出个大品牌、大公司已经很难，行业早从2012年开始已经进入强者恒强，弱者更弱，最终强者并弱者的阶段。不过，她特别指出，这一定是松散的“兼并”，“因为温州人人都想做老板，哪怕是小老板，也要自立门户”。夏里应该就是谢榕芳嘴里无论如何都要自立门户的小老板。他还有野心没实现。他开玩笑地说，自己正在等待企业下一次腾飞的机会。既然国内的市场难做，他现在把宝压在了莫斯科的市场上。他想试着从莫斯科开始，把销售终端渠道掌握在自己手里。他想在俄罗斯打响自己的品牌。他熟识的一位叔叔已在莫斯科呆了些年头，做出了一些成绩。这让他看到了希望。“运气好的话，工厂应该可以靠着莫斯科的市场再多开两条生产线。”他说完这半句话笑了笑，“但要是不行，那可能就什么都没了。”几个小时后，夏里就要登上去莫斯科的飞机。这是他第三次去了，他已经看好铺位，只差这次去签下租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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